我们都知道，周公旦在制定周礼时，意在建立一个层级分明、井然有序的统治体系，这套制度就像现代社会的法律框架一样严格。在这个体系中，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，任何诸侯如果违背这个秩序，特别是弑杀天子如何融资买入股票，必定会被历史永远铭记为“乱臣贼子”，遭到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惩罚。

举个例子来看，在春秋时期，晋国的灵公曾欲弑杀赵盾。赵盾逃往国外，但在出国之前，他的弟弟赵穿却在灵公面前采取了极端措施，弑君之事也因此发生。董狐在记载这一事件时，认为赵盾虽然未亲手杀掉晋灵公，但赵穿的行为显然是赵盾指使的。因此，董狐将这一事件称为“赵盾弑君”，并由此产生了后来的历史记载——即有名的“董狐直笔”。

然而，历史上，周朝却有一位天子被诸侯弑杀，这在当时的封建礼制下无疑是一种极为罕见且骇人听闻的事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却显得十分模糊，甚至没有直接提及那位天子，反而编造了一个极为离奇的故事，成为了后人争议的焦点。

这位天子就是周幽王，他的统治时期正值西周的末期，国家的力量已经大大衰退。在周幽王治下，他不仅昏庸无能，而且为博得宠妃褒姒一笑，竟然做出了荒唐的举动——点燃烽火。原本烽火是用来传递战争警报的信号，但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，竟然屡次点燃烽火，导致诸侯纷纷赶来救援，结果他并没有遇到什么紧急的危机，反而只得到了一笑。为了继续博得宠爱，他不断重复这一荒谬的行为，最终连诸侯也不再回应。当真正的敌人——犬戎侵入时，周幽王再度点燃烽火，但这一次诸侯们并没有再作反应，导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。

然而，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显然存在许多漏洞，最明显的是，周幽王所在的京城与各诸侯国相隔甚远，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的诸侯迅速响应？因此，很多学者认为，这个故事无疑是后人虚构的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司马迁为何会将这样的虚构故事收录进史书，并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记载呢？

这背后或许与周幽王的弑君事件有着密切关系。周幽王和申后的长子姬宜臼关系并不亲近，而他对褒姒宠爱有加，甚至准备将太子之位传给褒姒所生的庶子姬伯服。这一行为严重触犯了周朝的传统继承制度，引发了申国和犬戎的联合反击，最终导致了周幽王的死。按照这种说法，申侯联合犬戎发动暴动，是为了铲除周幽王的淫乱统治，恢复国家秩序，而姬宜臼的继位也是没有争议的，毕竟他被认为是合法的继承人。

然而，《竹书纪年》与《系年》中的记载则与《史记》大相径庭，这些史料中指出，周幽王废除了太子姬宜臼后，姬宜臼直接逃亡到了申国，并自称“天王”。随后，周幽王派兵攻打申国，结果申国与犬戎联合，在申国的引导下攻破了镐京，杀害了周幽王。这一记载给了我们不同的视角，显示了姬宜臼的叛国行为以及申侯与外敌的勾结，也使得姬宜臼继位的正当性大打折扣。

结合两种不同的史实来看，“烽火戏诸侯”显然是后人杜撰的神话故事，而《竹书纪年》的版本则显得更为可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申国当时是西方强大的诸侯，势力庞大，周幽王的“废嫡立庶”可能是为了削弱申国的权力，而不仅仅是宠爱褒姒一人。

周幽王死后，周朝的局势更加动荡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“申侯、鲁侯、许文公”联手支持周平王继位，而虢国则支持周携王。于是，周朝内部出现了两个天子：周平王和周携王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鲁国对周平王的态度也极为冷淡，历史学者钱穆推测，鲁国并非真心支持周平王，而是借用鲁国的名义来增加周平王继位的合法性。

这两个天子的对峙持续了21年，直到晋文侯出面，认为周携王没有得到诸侯公认，应该被剿除。晋文侯最后攻杀了周携王，宣布结束二王并立的局面。至于为什么晋文侯拖延了这么多年才出手，有学者认为，晋文侯可能是觊觎黄河西岸的土地，因此他在借机打击周携王的同时，也顺便实现了土地兼并。

事实上，当时支持周平王继位的秦国、郑国、晋国等诸侯，都在扩张自己的领土，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周平王。周平王在继位后，也没有保持周朝的传统道德和正义，反而通过出卖王室土地，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，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基础。如此一来，周朝的威信大幅度下降，最终导致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局面。

在晋文侯杀死周携王后，周平王成为唯一的天子，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他和支持者们不断编造历史，抹黑周幽王、褒姒、周携王等人，甚至将一些历史事件篡改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“烽火戏诸侯”等故事会被流传下来，成为民间广为传颂的传奇。

司马迁在编纂《史记》时，显然受到“嫡长子继承制”的影响，倾向于为周平王的继位提供正当性。因此，尽管周平王的继位有许多争议，他依然被司马迁给予了历史的认可，而周携王这个非嫡长子却在《史记》中几乎被忽略。这样的历史编纂，也使得司马迁无意中“圆了谎”，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。

参考资料：《史记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清华简《系年》、《左传》等如何融资买入股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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